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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能明显感觉到，进入大学校园里的女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数据显示，在普通本科招生数上，女性已经连续14年超过男性。在学历更高的硕士阶段，在校女性的数量也从2010年开始超过男性。但是，在顶尖高校的招生数据里，女性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增加。比如，在中国的9所顶尖高校中（C9联盟），女性的平均占比为30%左右，从2019年到2023年，占比数还有所下滑。而在更精专的博士阶段，女性人数也有明显的减少。本期数据栏目，我们想聊聊女性的求学之路。为什么进入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多？在迈入更高学历阶段的过程中，女性都经历过什么？
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大学
“理科本科生近一半都是女生，文科也几乎全是女生。”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很多人都能明显感受到，女性变得越来越多了。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2022年中国普通本科招生人数中，女性为294.8万，男性为173.14万，女性人数将近男性的两倍。至少在读书这件事上，女性撑起的不只是“半边天”，而是全国高校近三分之二的入学机会。
为什么进入大学的女性，变得越来越多？
事实上，女性一直都很会读书。根据教育部数据，在普通本科招生数上，女性已经连续14年超过男性。在学历更高的硕士阶段，在校女性的数量也在从2010年开始超过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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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3年到2022年，考入普通本科的女性人数，呈上升趋势。
不过，从学历层次的纵向对比来看，女性在学龄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在校人数上并不占优势。尤其是在幼儿园，和高校的性别比正在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失衡。以至于有人开始调侃，“幼儿园都是男宝，高校都是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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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在高中之前，在校女性人数占比不到50%，从本科开始超过50%，到博士阶段，再次减少。
也就是说，女性正在以更少的人数拥有更多的教育优势。
福建师范大学的王伟宜教授，从2015年开始研究高校中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他提到，不仅是女学生人数在整体上超过男生，连传统的“男理工、女学文”的界线也正在变得模糊，理工科专业的男女人数也快持平了。
他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高校“女多男少”现象的原因。
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男女平等”观念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下家庭子女数量下降。
根据资源稀释理论，当子女数量减少，每个孩子从家庭获得的教育资源就会增多。以前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影响，一个家庭在多个孩子的情况下，家长往往优先保证男孩的教育机会。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一对父母只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是宝”，分配给女性的教育资源自然就变多了。
从教育本身看，在男女智力发育水平、历年考试机制和内容差异不大的前提下，应试教育的体制和教育环境的评价体系，更有利于女性，也会被认为是“女性越来越会读书”的原因。
“在传统观念中，女生在应试教育竞争中往往更有优势，因为许多‘死记硬背’的内容可能更适合女生。”王伟宜说。
但也有学者指出，从心理状态上说，女性在面对考试时的坚持性较差，也更容易焦虑。
为了搞清性别差异和成绩之间的关系，王伟宜找来了H省2004年与2014年男女生语数英三科的高考成绩。他发现，男性群体内的个体差异要大于女性，女性各科成绩总体上更加稳定。
还有人把女性更会读书的原因归结为，庞大的女性教师群体给下一代女性塑造了更有利的评价体系。但事实上，从个体体验上来说，相比被鼓励，女性在学生时代，受到的更多是来自性别刻板印象的制约。
美国华裔科学家李飞飞曾在自传中回忆在国内上小学时的细节。下课时老师只将男同学们留下，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发挥作为男生的潜力”；在提到女生时，形容词则变为“笨”和“后劲不足”，而说出这些话的，恰恰是一位女老师。
后来，李飞飞成为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但她一直记得，自己十几岁时来自老师的那番话，终结了她小学时的一段快乐的时光。
一旦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女性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劳迪娅·戈尔丁曾说过：“几乎在每个国家，一旦让男女平等使用教育资源，几十年后，女性就会表现得更好。”
站在“重男轻女”的起跑线上，许多女性想要获得一个教育机会的难度，不亚于考试本身。但她们硬生生考出了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无论是数量和概率，都实现了逆转。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2022年，云南、广西和内蒙古三个地区，女性在普通本科招生数中的占比位居全国前三，其中女性占比最高的云南一骑绝尘，达到了81.73%。尤其在北京上海都是50%左右的对比下，云南显得格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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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云南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中，女性比例达到81.73%。
为什么是云南？
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云南的就有51个。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各少数民族人口占云南总人口的33.12%。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国才认为，云南在发展女性教育上有先天的优势。少数民族，受到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较小，因此供女孩上学也比较普遍。
王伟宜分析，在高考录取中，每一个省份的招生指标不同。山东、河南等省份，人口多高校少，是典型的教育输出型省份。像北京这样学生少高校多的地方，招生自然来自全国各地。而在云南，高校学生来自本省的比例会更高。
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女性读书产生一定影响。经济越发达地区，就业环境、女性求职和求学的观念也相对开放，能选择的“出路”往往不止一条，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女性，更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但她们遇到的阻碍往往也会更多。王伟宜调查了陕西、四川、福建、江西和上海五省市，18所高校学生的学籍档案后发现，在1982-2015年间，农村女性的入学率一直远低于城镇女性。
令人鼓舞的是，一直有人在为这些女性获得更多的求学机会而努力。位于云南丽江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在校长张桂梅的带领下，从2011年起，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达到40.67%，排名全市第一。
难以攀登的“金字塔顶端”
在漫长的求学路上，女性的“教育优势”并不一直奏效。每日人物统计了中国9所顶尖高校联盟（下文称C9）中，2019年和2023年的本科新生数发现，女性的平均占比并不算高，甚至还有小幅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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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和2023年，C9高校的女生占比均不到50%。
放眼到全球的顶尖高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前十的学校里，女性的平均占比也始终没有超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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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和2023年，C9高校中，女性人数平均占比为30%左右；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的高校中，女性人数占比也不到50%。
这意味着，在本科招生数中显著增加的女性人数，并没有流入更高分段的学校，那么她们都去了哪里？
问题的答案可能指向处于中间层次的普通高校中。
对1982年到2015年间，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情况进行分析后，王伟宜发现，在重点高校中，总体上男生的机会较多，女生与之差异正在缩小；而在普通本专科院校中，女生的优势凸显的越来越明显。
如果把读书比做攀登，学历层次比做金字塔，那么越往上走留下的人越少，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女性想走到金字塔的顶端就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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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I越接近1，代表男女在该阶段获得的教育资源越趋近平衡。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理工科比文科更容易设置博士点。目前，文科博士在博士研究生群体中仅占20%左右。再加上，文科又是现在女性占比更多的学科，因此，从总量来说，读博的女性自然就不多。
更关键的原因是，在提高学历的过程中，社会对性别分工的要求对女性更加苛刻。
“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问题虽然普通，但不普通的是它可能总是针对女性提出。一般来说，女性在家庭的付出更多，她们不得不面临生产和育儿带来的学业和事业上的中断。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王伟宜身边。博士毕业18年，同班的十几名博士女同学却没有一名被评上教授，“女性的精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掉了”。之前他的一名学生考上博士后正好怀上二胎，虽然最后还是在三年内博士毕业，但受生育影响，“初稿的效果并不好”。
即便没有成立家庭，女性对读博的顾虑也会更多。读博后，张艳完全失去了个人时间，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几乎全年无休，“一天属于自己的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
作为博士课题组唯一一位女性，张艳要考虑的还有更多。首先是读博很有可能会让她错过自己的最佳生育年龄。同时，实验往往带有毒性，张艳因此住过一次院，被医生提醒过，毒性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她的生育功能。
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活动，让张艳身边从事科研的女性变得少见。为了监督进度，隔壁课题组甚至装上了摄像头，一位原计划读博的女同学在长期高强度作息下放弃了这个想法。
种种因素让女性在科研的道路上望而却步。一方面，在传统认知中女性需要“被照顾”，而科研——尤其是理科领域，“苦”和“累”是固有认知。另一方面，社会和家庭施加的阻力，也将女性推向离科研更远的地方。一层层筛选下来，拥有这份宝贵入场券的女性基数便不会多。
考虑了家庭的经济条件后，陈莉也放弃了读博的想法，但更令她伤感的是，家里并不是不能支持孩子读博，只是她不是男孩。陈莉从小成绩优异，而弟弟的成绩却一直不好，母亲曾对她说过：“如果你们姐弟换一下就好了，男生搞事业是好事，女生要是再读下去年龄大了就不好嫁了。”
而命运循环总是以不经意的形式出现在陈莉的家庭中，70后的母亲年轻时只差几分没有考上中专，在有机会复读的情况下，母亲最终选择出去打工，来供弟弟上学。
高学历的新困境
对女性来说，学历提高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困境。
高学历女性，更加倾向留在大城市，于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女多男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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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女性人口数量占比为48.76%。但是从户籍人口数量上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座城市里，女性比男性多出了50多万，占比达到50.62%。
这样的趋势形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失衡，城市的女性变多的同时，农村的男性也变得越来越多。出生于98年的陈莉，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硕士就读于厦门大学，在求学的路上一直是优等生。今年研究生毕业，她顺利入职了一家位于深圳的科技公司，陈莉的目标也变成了“在深圳稳稳赚钱”。而她的老家，在福建沿海的一个小渔村。那里的人口比例长期男多女少，“一个普通家庭嫁女儿，就能收到几十万的彩礼钱。”
随之而来的还有女性的婚恋问题。2013年之后，关于“剩女”的讨论出现在互联网上，“剩女”群体被认为是传统观念中在该婚育的年纪没有进入婚姻的女性。
作为城市婚恋困难户，这个名称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歧视色彩。之所以出现，除了城市女性人口“过剩”，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近年来城市女性的择偶空间在被不断地压缩。
有研究显示，男性与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的标准不同。比起女性对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重视，男性则更在意对方的相貌和性格。体现在婚恋市场，主导的择偶观念可能是“男低娶，女高嫁”。
但这也会导致，女性学历越高，择偶空间越小。近年来各类高学历相亲层出不穷，但参加者往往还是女嘉宾居多。
陈莉的母亲曾不止一次表示出对“女生读博”的反对，理由也反复都是“读博出来年龄大了没人要”“女生嫁出去了学历也都是给夫家的”。
女性群体的学历整体变高，反而让女性的就业问题更严重了。为了在竞争中突围，女性不得不更加努力，甚至要一路狂奔。
一些隐形的就业歧视并没有因此减轻。2015年，“针对我省小学、幼儿教师队伍性别结构矛盾突出、男教师稀缺的现状”，福建省教育厅开始小学和幼儿师范男生免费教育试点。福建不是个例，有机构统计发现，2016年有至少5个省的免费师范教育只对男性开放。
女性的高学历也没有带来更高的薪水。就算历经千辛万苦读博毕业，现实还是给了张艳狠狠一拳。同一个实验室出来的师姐们，年薪比师兄们都要低不少。
张艳的师姐们并非个例。事实是，在女性学历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相对应的薪水却没有一并涨起。根据《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女性的平均月薪为8689元，与男性的9942元相差1253元，虽然比3年前，提高了11%，但依然比男性薪资低12%。
一些传统的性别分工并没有跟上女性群体变化的脚步，反而加重了性别的不平等现象。王伟宜认为，要改变这些传统认知，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家庭教育。
他有两个女儿，老大从小爱穿裙子，老二从出生开始就爱捣鼓汽车，他没有干涉孩子走向完全不同的兴趣，女儿们从小也都是留着很短的短发。
不过，有一次老二从学校回来对他说，“班级里留短发的就我一个，别人都说我像男生。”那时候王伟宜也更深刻地意识到，“理想的教育，不管是男孩女孩，一定要提供适合他/她的教育，而不是一味地说‘男女都一样’，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没有这样的性别意识。”
但在很多时候，有关性别的认知都是成人和社会强加在孩子身上的。就像那些对“女性学历逆转”的描述，本身就默认了，女性在学习能力上可能处于弱势，虽然事实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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