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给我讲的：文革第四年的时候，村里分来了四个高级知识分子，年纪在六十到七十之间，人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伤痕累累，路都走不动了。乡里来的人交代，要好好劳动教育他们（意思就是累死也无所谓）。村长接了人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找村里的族长拿主意，族长是1915年出生的，7岁时就父母双亡，靠着族里的人接济成年，成年后参军打过仗，立过功，但是文化程度低，部队转业的时候主动放弃了县里的工作，回乡务农了。但是族长的战友多，每年都会被战友接去聚会，人老了见一面少一面，更别提这些战场上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了。所以族长的见识多，村里的人有什么拿不准的事儿，都会请族长拿个主意，族长为人耿直，处理的也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服他，有什么纠纷都会请他仲裁（其实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里都有这样的长者，不一定是族长，但是有啥大事的，都会请这种德高望重的长者来主持和仲裁，那个时候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民风淳朴，这种长者也是见多识广，做事公平合理，但不一定合法，但是村民信啊）。族长听了事情的缘由，长长的叹了口气，说带我去看看吧，来到村长家，看了那几个奄奄一息的老人，跟围观的人说：去把王三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先治好伤，再说吧。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这些是犯了错的，要改造里？族长扫了他一眼，那人便不敢吭声了。族长叹了口气，说：这些先生，搁古代，都是文曲星下凡，是来教书识字的，不是干粗活的，你说他们造反反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不？连枪都扛不起来，怎么造反？你们信我老头子的，就听我的安排吧。众人面面相觑，然后就散开干活去了。族长招呼村长和其它几个长者把几位高知扶起，安置在村长家的偏房里，先喂了些糖水，然后王三过来给治了伤，休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才勉强可以下床。族长和几个长者和他们谈了之后，得知是当年郑州几所大学下放的高知分子，基本上都是学科负责人。族长和几个长者商量后，把村里人召集起来：这几个先生，以后负责教村里的娃娃识字，农活不用干，吃饭由各家各户轮流管，一家一天。那个鳖孙敢在生活和学习上对先生不敬的，老子腿给你打断，族谱除名，赶出村子（这个不是糊弄人，是真敢这么干的，不合法但是村民认为的公理，现在肯定是没了）。族长安排完，那几个高知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后来的几年里，这几个高知被族长保护的很好（族长还利用自己战友的关系，偷偷把他们的家人接来团聚几次），每天只负责给村里的娃娃教书识字（文革村里的年轻老师都上山下乡高串联去了，当红卫兵去了），上面来检查的时候，村长就提前通知一下，把他们拉倒地里装个样子，上面的人想把人要走的时候，族长就说这些人没改造好，要让他们多干几年粗活，还找了部队的战友说情，就这样把人保护到了文革结束。
      这些高知在村里那几年，帮村里重新设计了水渠，给庄稼种植提供了很多合理建议，我们村那几年的各种作物产量都比附近的好，娃娃的识字率也是附近几个村子最高的，后来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村子出了好几个大学生，那些识文断字的，在后来公社工作，吃皇粮的，也比其它村里人多，那时候很多人都感慨，族长和长者们的睿智，他们或许不懂那么多是非曲直，但是他们相信，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那些书生肯定是被冤枉的，因为他们没有造反的能力（族长曾跟我三叔说过，这辈子咱没文化，但是看人还是很准的，这几个，一打眼，就知道是个酸书生，没什么坏心思，只是执拗一些把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人，平反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族长和乡亲们，也是竭尽全力的帮我们这个村子，我们村子的参军名额，每年都比其它几个村子多，拖拉机那些当年的紧俏器械，我们村也是先分到的，其它的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族长80岁去世的时候，四个中仅存的一个高知，驱车几百公里从省会带着四家的后人来给族长送行，葬礼上痛哭流涕，哭晕了好几次（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动乱的人才知道他们当年的待遇是多么幸运，如果换了一个人，当年他们可能已经死了）。
      那个动乱无序的年代里，敢这么坚守这份善良的人，真的不多，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为我们保护了一批珍贵的知识财富。这样的事，在那个年代里，应该还有，我讲述只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我们都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善良应该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原则和最底线，这样一路走来，我们才能成就未来的自己，未来的世界。不管怎样，愿善良永远不被辜负，愿我们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