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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代表本人观点，但当年红军英雄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包括现在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人。
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习近平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
湘江战役：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在桂北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描述的是87年前发生在桂北湘江边的那一场壮烈战斗——湘江战役。
回首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远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湘江战役则被誉为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一战，也是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数万红军将士以生命赴使命，用信念铸起了不朽的丰碑。
历史重现
87年前，湘江边的血与火之歌
1934年11月，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经过湘江流域广西灌阳、全州和兴安境内时，再次遭到国民党数十万军队重兵围追堵截。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最终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在灌阳新圩、全州觉山铺和兴安光华铺等地，分别依托阵地对敌人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新圩—光华铺—觉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大阻击战场：在新圩阻击战中，红五师及红十八团以巨大的代价，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安全。该团1000多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光华铺阻击战中，红三军团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进攻，以牺牲近1000人的代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阻击桂军北上会合湘军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觉山铺阻击战则以2000余名红军战士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成功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成为了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一场血战。
这三场战斗为红军强渡湘江争取了时间。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先后从全州县的大坪、屏山、凤凰嘴和兴安县的界首等四大渡口渡过湘江，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永远铭记
他们用信念筑起不朽丰碑
在湘江战役中，那些有名和无名的红军烈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诠释着“湘江战役精神”，为二万五千里长征铺垫了前进的道路。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是数万红军战士中的几个代表。他们在那场生死之战中的悲壮故事被桂林人所铭记和传诵——
易荡平是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1934年11月30日，为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红一军团在觉山铺开始了对湘军三个师的阻击战。敌军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攻势越来越猛。红一军团的前沿阵地相继失守。作为政委的易荡平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当敌人逼近时，他毅然命令警卫员向自己开枪。警卫员不忍心，易荡平却一把夺过警卫员手中的枪，射穿了自己的头颅，时年26岁。
红军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是一支由6000多闽西子弟组建和改编的队伍，从长征开始就是全军的总后卫。湘江战役期间，师长陈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最终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陈树湘腹部中弹，伤重被俘。1934年12月9日，在押送途中，年仅29岁的陈树湘慷慨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据史料记载，在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数万名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了清澈的湘江水。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在灌阳革命烈士陵园里，一块无字石碑静静地立在江边，石碑的基座上刻着这句话让人感慨万千。
伟大意义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觉醒
“（红军长征）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激人奋进。
湘江战役伟大意义是什么？长征精神又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多年来，不管是那场战役的“亲历者”，还是桂林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有着各自深刻的理解和诠释。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担任中央军委常委、 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在《最后一道封锁线》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天然的地形和人为的困难的条件下面，七八万人的行军，从敌人重重封锁、重重配置的火网中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又一次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我们在战略上是完全胜利了。”
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湘江突围：长征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
“湘江战役，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的企图，但也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湘江战役的严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包括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
桂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周述忠认为，湘江战役的另一个伟大意义在于制定和执行了民族政策，启发动员了桂林的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可谓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次伟大觉醒。由此，伟大的长征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青山慰忠魂，阔步新时代。在87年后的今天，湘江战役的重大意义和伟大精神，早已镌刻进每一位国人的心中，并激励人们前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
——红军过桂北军民鱼水情深
桂林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桂北绿水青山间，红军楼、红军岩、红军桥、红军洞……一处处红色遗迹，记述着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乙亥正月，时过恩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刻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矮岭瑶寨一处岩石上的字，讲述了当年红军经过时给当地瑶民所留下的恩情。
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湘江战役后，分三路翻越兴安县的老山界进入龙胜。刻字就是记录红军在龙胜期间的事。当年在龙胜，红军向村民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民族政策，向老百姓发放光洋，并在龙舌岩的岩壁上题写了“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两条标语。为纪念这次会见，当地瑶胞把“龙舌岩”改名为“红军岩”，又称“光明岩”。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桂林地市及各县党史部门组织访问了红军长征过桂北时的沿途居民群众，在他们的述说中，一点点复原了湘江一战的历史原貌，也一笔笔补缀着密密织就的军民情谊。仅仅就在中共桂林地委编写组编著的《红军长征过广西》一书里，记录下的对龙胜、兴安、灌阳等地31位老人的访谈内容中，“发救济款”、“楼上的包谷一颗都没动”、“纪律很好”这样的表述屡屡可见。
1934年冬天，新圩阻击战在枫树脚村附近打响。开战不久，一位大腿受伤的红军战士从附近山上爬到了枫树脚村村民黄合林家后院寻求救助。那时，收留红军战士被发现是要杀头的，但黄合林还是毅然收留了他，一家人悉心照顾这名红军战士。经过两天休养，红军战士伤势有所好转，随即动身追赶大部队。临行前，红军战士为躲避敌人的搜查，把随身携带的一面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托付给黄合林，对他说“请你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我再来取！”
为保护好这面军旗，黄合林专门做了个小木箱，藏于家中隐秘处。1941年，黄合林去世前，将军旗交给儿子黄荣青和孙子黄光文，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保存。1944年日军入侵灌阳，黄家为躲避日军，所有家产都舍弃了，却始终将装有军旗的小木箱带在身边。
解放后，黄荣青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盼望红军战士回来取军旗，遗憾的是那位红军战士一直没有出现。1979年初，黄荣青病重，叮嘱后辈把军旗交给灌阳县人民武装部，如今，这面旗子保存在自治区博物馆里。
2016年10月13日，对于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村民来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历经31年，全村人期盼已久的通村公路——协兴公路终于硬化通车。这一天，对于从北京特意赶来参加通车仪式的韩京京来说同样意义重大。10年前，当他追寻父亲、开国中将韩伟将军当年长征的足迹，第一次踏进协兴这个小山村的时候，他跟他父亲一样，与这里的村民就结下不解之缘。
2011年，韩京京在兴安县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第一次踏进协兴村，详细了解1934年他父亲韩伟作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100团团长，在完成掩护中央部队的任务后陷入敌人重围，与战友弹尽跳崖，村民王本生冒险将他们救起、悉心为之疗伤后又护送他们出境追赶红军部队的故事。
“路太难走了。”这是协兴村最初留给韩京京最深的印象。协兴村是一个高寒偏远的小山村，公路沿线2200余名汉瑶村民平日出行都是靠步行，交通十分不方便。2015年，尽管村里已凿出了一条土路，但由于路陡没有硬化，汽车还是无法顺畅通行。整条协兴公路的硬化工程需要资金1200万元，县乡两级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但还是差300万元。
在知道全村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修通通村的水泥公路后，韩京京向桂林市的领导写信反映了这里的实际情况，帮村里凑齐了最后的300万元修路款。“与这里的村民冒死救起我父亲相比，我为他们做的事情不足为道。”韩京京说。
时光荏苒，桂北大地的军民鱼水情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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